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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等风来” 雾霾如何从根本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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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等风来” 雾霾如何从根本上防治?

日期:2020-05-20 11:47点击数:

  不靠“等风来” 雾霾如何从根本上防治?

  四年前,中国提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四年后的今天,数据出来了:中国正在获胜,并且是以创纪录的速度。特别是过去这四年里,城市空气中细颗粒物浓度平均降低32%。

  不过,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指出:我们改善的成果还比较脆弱,所以免不了在一些极端不利的天气情况下,比如静稳的天气、高湿的天气,重污染天气还会卷土重来。

  

 

  空气质量发生了哪些改变?

  大气污染治理,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例如,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以后,英国的大气污染治理花费了将近30年时间才得到根本的好转。

  也就是说,大气污染治理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但各国的速度不尽相同。中国进展到底如何?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可能是一年之中重污染天数的变化。

  据北京环境保护局消息,2013—2017年,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天数分别为58、47、46、39、23天。5年时间,北京重污染天数减少了35天。

  中国污染最严重地区之一——河北的变化更大。2013—2017年,河北省空气重污染天数分别为80、66、36、33、29天,5年来重污染天数减少了51天。

  再来看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2017年,北京市PM2.5年平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2013年这一水平为90微克/立方米,降幅达到35.6%,河北省5年来的降幅则达到了39.8%。

  放眼全国,变化又如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重点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一半,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下降3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到2017年,通过利用来自中国250台政府监测设备的数据,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长Greenstone也发现:过去这四年里,城市空气中细颗粒物浓度平均降低32%。

  事实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美国城市也面临严重的污染。197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通过四年后,美国空气污染平均下降了20%。

  Greenstone指出,美国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1981至1982年的大萧条,才达到了中国只花了四年就实现的32%的削减。

  

 

  为何大气质量仍然难达标?

  中国大气污染得到改善,这主要归因于对不同的污染源,如燃煤、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排放、道路扬尘等,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针对燃煤污染,我国采取了煤改气、煤改电等措施;针对工业排放,对一些高污染的产业进行了去产能等结构调整;针对汽车尾气排放,则采取了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在这些措施下,我们看到:中国正禁止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新建燃煤发电厂,现有的煤电厂被要求减少排放;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内的大城市还限制上路的车辆数量;降低钢铁制造产能,关停煤矿也提上日程。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目前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不到三分之一,仅占29%。

  因此,黄润秋认为,当前大气污染治理形势仍然还处在负重爬坡。

  黄润秋解释,一方面,措施之下,蓝天白云多了,这证明大气污染治理的路子是对的,但空气情况的改善这有人努力,也有天帮忙。其中,根据近期科学评估,天帮忙的成份占了30%,所以主要还是人努力,占70%。

  另一方面,目前采取的措施还不是根本性的,改善力度有限,改善的程度还处在量变阶段,远远还没有达到质变的阶段。

  李佐军告诉国是直通车记者,这主要与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有关。

  资源、能源消耗比较多,环境污染压力比较大。要想使整个生态环境得到根本的好转,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如何从根本上防治?

  既然找到了污染的根源,那么该如何根治?

  黄润秋指出,下一步大气污染治理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这三个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就拿京津冀地区来说,虽然2+26个城市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但是却排放着10%的二氧化硫、15%的氮氧化物。

  黄润秋指出,该地区污染物的排放源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如果不在产业结构上做根本的调整,从根本上治理大气污染仍是一句空话。

  李佐军告诉国是直通车记者,目前,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比重仍然较高,必须通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减少和淘汰三高产业,同时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高附加值新兴产业。

  也就是说,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减少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和依赖。

  不过,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李佐军指出,中国惯常使用的是行政手段,它的好处是我们比较熟悉,目的比较明确,还能立竿见影。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大,例如成本较高,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等。

  Greenstone也指出,中国空气质量的改善,早期是通过对具体行为作出规定的工程型命令来实现的,而不是依靠市场来寻找花费最少的方法。

  美国的决策者为减少污染使用过许多手段,而事实证明基于市场的管控成本效益最高。

  在李佐军看来,同样走过工业化进程的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给中国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启示是,今后应更多利用法治和市场的手段推进环境的治理,尤其是污染治理的市场机制要加快建立。

  值得一提的是,4月1日起,中国环境保护税将迎来首个申报期,26万人将为排污买单,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正向减排激励机制即将构建。